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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一集《第二个答案》******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坚如磐石的意志正风肃纪反腐，党极大增强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二十大再次警示全党，“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严峻复杂考验的清醒认识，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和顽强意志，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永葆先进性纯洁性。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案

　　傅政华，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司法部党组副书记、部长等职务，2021年10月被立案审查调查，2022年3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出，傅政华完全背弃理想信念，彻底丧失党性原则，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行极为卑劣，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傅政华从年轻时入党就没有真正树立起理想信念，而是信奉只讲个人前途、热衷投机钻营的极端个人主义。因此，从参加工作开始，他就极尽钻营之能事，处心积虑寻找一切机会搞政治攀附。

　　2008年，傅政华在北京市公安局任职期间，结识了时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孙力军。傅政华感到孙力军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正是他急于结交的上层关系；而孙力军刚到北京，羽翼未丰，也正想物色“小圈子”成员，两人一拍即合，傅政华由此成了孙力军政治团伙的重要成员。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不少重要专案，孙力军并非专案组成员，却频繁来参加会议甚至“作指示”，傅政华每次都亲自下楼迎接，对孙力军的“指示”表示坚决落实，还根据孙力军意见签批重要事项，甚至将上报材料先交由孙力军修改审定。

　　2010年至2017年，经孙力军积极运作，傅政华先后提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等重要职务。随着职务越来越高，傅政华政治野心更加膨胀，妄图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畸形的权欲驱使下，他甚至醉心于旁门左道，迷信政治骗子。

　　石晓春是北京市公安局退休干部，和傅政华相识几十年，他很早就看准了傅政华是个官迷，也生出了利用他的念头。2018年，他向傅政华吹嘘自己有特殊门路，能帮他“搭天线”谋升迁，傅政华立即热情贴靠，主动称兄道弟。石晓春的套路，其实就是一边用谎言吊住傅政华的胃口，一边利用他的职权为自己和关系人办事、站台，从中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让傅政华上当的政治骗子，还不止石晓春一个，另一个名叫李全的政治骗子编造的谎言更加荒谬，居然成功地蒙骗了傅政华长达20年。

　　多年来，傅政华从李全那里得到的只有欺骗，李全却从傅政华那里骗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推动有关土地开发项目、协调解决经济纠纷诉讼、帮助李全亲属到银行工作等事项，谋取了大量利益。

　　傅政华之所以痴迷于职级权力，正是因为他心里想的不是用权为公，而是以权谋私。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利用职权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方面谋取利益，其中尤为恶劣的是多次滥用执法权、司法权，既影响政法队伍风气，也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经查，多年来傅政华收受财物达1.17亿元，其中超过80%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他在北京市收受老板的一套别墅，就价值上千万。他的多名亲属也都借助他的权力牟利。

　　傅政华还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占用多套住房、办公用房，在北京市中心长期违规占用一套7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在工作点和下属单位宾馆占用六套住房，面积高达1300平方米。

　　傅政华把公权力当作罗织人脉网、谋求仕途进步的筹码，一心想往高处走，从追求“官位”开始，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彻底扭曲，完全背弃理想信念，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将本应服务于人民的权力作为谋取政治资本与经济利益的“垫脚石”，对纪法毫无敬畏，执法犯法，徇私枉法，擅权专断，恣意妄为，造成严重恶劣的政治后果。

　　如此权迷心窍，肆意妄为，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受到纪律和法律的严肃惩处。2022年9月22日，傅政华因犯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新起案

　　张新起，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曾任潍坊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2019年11月退休，2021年2月被立案审查调查。他的违纪违法问题之一，是收受不法企业“明天系”的巨额贿赂。

　　从内蒙古起家的“明天系”，在十多年里极速扩张成体量庞大的“金融巨鳄”，之所以它能如此迅猛地野蛮生长，“秘诀”正是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张新起就是其中之一。

　　张新起收受贿赂从不自己经手，他很早就有意识地将一个叫焦伟的商人，培养成了自己的“白手套”。

　　上世纪90年代，刚创业的焦伟偶然结识了张新起，就鞍前马后殷勤服务，而张新起也正想物色这样一个人为己所用，逐渐形成了深度捆绑关系。几十年里，张新起为焦伟找项目、行方便，一路扶持他发展壮大；焦伟既是张新起随时可以取钱的“钱袋子”，又是替他操作其它权钱交易的“白手套”。“明天系”对张新起的利益输送就是通过焦伟来完成的。

　　为了回报张新起，“明天系”将自己控股的潍坊大酒店交给焦伟经营管理，还和焦伟“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张新起更以焦伟流动资金困难为由，直接向“明天系”索要了四千万元，美其名曰“借”。

　　从近年来查处的不少腐败案件来看，一些资本集团无序扩张、搞不正当竞争的背后，往往有官员用权力为资本大开绿灯。必须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如今“明天系”已然坍塌，相关单位和人员受到了法律制裁，曾经违纪违法为“明天系”提供帮助的领导干部，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

　　位于烟台马山寨景区的这片海边别墅，是张新起的又一宗大手笔交易。张新起早年在烟台任规划局局长时，就产生了在这里弄套别墅的念头，为此多年苦心布局。当他有了更大权力后，2008年安排外甥女婿李健出面成立公司，投资开发马山寨海景酒店别墅项目，自己藏身幕后实际操盘。

　　商业开发只是幌子，根本目的是借机把受贿所得“洗白”落袋。整个项目只盖了9套别墅，7套分给出资的老板们“冲抵投资”，张新起没拿一分钱，就凭空得到了两套海景别墅。

　　张新起不仅自己追求奢华的生活，甚至还想为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预留充裕的财富。孙子孙女才几岁大，他就在青岛买了两套高档别墅，给他们一人一套。抱有这种欲念，欲望黑洞自然怎么也填不满。主政潍坊的十年，是张新起疯狂谋私的十年，在农产品贸易、供热、供水、港口等多个重大项目里，他都和私营企业主做了交易，攫取了财富。让人深思的是，张新起的父辈其实和潍坊颇有渊源，他父亲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潍坊正是他第一次上战场的地方。张新起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身为团级干部，他一生艰苦朴素，从未用权力为子女提供过任何方便，对子女的教育都是要自食其力、清白做人。而张新起却走向了和父亲截然相反的方向。

　　张新起被带走的地点，恰好是在给孙子孙女准备的别墅里。靠权力泽被子孙的幻梦，到了梦醒时分。

　　2022年7月，张新起案一审开庭审理，检察院起诉指控，张新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5亿余元，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法庭将择期宣判。

　　湖南省娄底市政治生态系列案件

　　龚武生，2011年12月至2016年3月任娄底市委书记；2016年3月，李荐国由娄底市长接任娄底市委书记。2020年5月和6月，他们先后被湖南省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他们相继主政娄底的8年，给这座城市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健康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医院本是守护人民健康、治病救人的重要场所，但娄底市中心医院却见证了这两任市委书记是如何“接力”从医院捞取好处的。2013年，龚武生向时任院长肖扬打招呼，帮助和自己关系密切的老板陈军江拿到了药品配送业务，背后收受了陈军江300万元贿赂。

　　2016年，李荐国接任龚武生，中心医院很快又迎来了新任市委书记介绍的新关系户。一个做医药销售的老板曹峰认识李荐国的弟弟李建芸，向他们提出“长期合作方案”，只要能帮他的业务进入中心医院，就每年分给李家兄弟巨额利润。李荐国欣然应允，亲自组局约时任院长肖扬和李建芸、曹峰一起吃饭，请肖扬多多关照曹峰。

　　到李荐国案发时，李建芸已经从曹峰那里拿到了1020万元。个人钱袋子鼓起来了，受损的却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李荐国不仅从老板那里收钱，还自己当老板挣钱。早在2006年，他就违反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开办了一家物业管理公司，之后又陆续开办了酒业公司、投资管理公司、入股小额贷款公司。这些公司表面上都是一个叫曹景华的人在经营管理，实际上他只是从幕后老板李荐国那里拿工资和分红。

　　身为市委书记，李荐国却满脑子装的是生意经，娄底的重大工程也被他拿来“待价而沽”。他频频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在智慧娄底建设、娄底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中心城区道路改造工程、娄底市强制戒毒所就地新建、新化县职业中专扩建等多个项目中，他都向相关领导干部打招呼，遇到他认为“不懂事”的干部，就施加压力、排挤打压。“一把手”这种做派，自然严重破坏了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极大地打击了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精神，严重污染当地政治生态。

　　龚武生和李荐国也一样，用“一把手”的权力强行干预重点工程项目。2013年，沪昆高铁娄底南站枢纽一体化项目公开招投标，龚武生向主管项目的万宝新区主要领导打招呼，希望能让关系人陈爱民的公司中标。

　　万宝新区领导感到这个项目责任重大，并未按照龚武生的意图去干预招投标。

　　然而，龚武生并不肯就此罢休，换了种方式继续施加压力。按程序，和中标公司签订合同、启动建设要报经市委书记签批，龚武生却将文件一压两个月就是不批。

　　龚武生这边拖延不批，陈爱民则派人找中标单位“谈判”，实际就是要挟对方，只有让自己的公司参与，工程才能启动。

　　中标单位迫于无奈，最终同意让陈爱民的公司占股40%，双方一达成协议，龚武生很快就签批了。在重大项目中，以这样的行径胁迫中标单位给关系人分一杯羹，释放出的是极其恶劣的导向，严重破坏当地营商环境。因此，当龚武生和李荐国双双落马，当地许多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我们党以自我净化革除自身毒瘤、以自我完善提升整体形象、以自我革新培育创造活力、以自我提高增强担当本领，实现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整体性提升。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